本文原载《大地》 (2004年 第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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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群没有登上过舞台的人
这也可能是他们一生惟一的演出
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他们的观众是大山、是河流、是羊群……
他们的生活离艺术是那么的远，又是如此之近
从古老的村庄、从他们的祖辈那里
他们延续了我们民族的精髓
他们口中的民歌有着更深的生活意义”
8月29、30日晚，一场名为“天籁之音”的中国原生态民歌演唱会在北京北展剧场上演。来自全国20个省区25个民族包括台湾地区的50多位原生态民歌手登台献艺，将那些曾经漫山遍野的歌谣、那些摇曳于民间的艺术、展现在北京观众面前。
中国每一分钟都有民间文化在消亡，多种艺术形式濒临失传。
“天籁之音”虽然采用了近年来京城演出市场上少见的免费赠票的方式，然而30日晚的北展剧场仍然只坐了大约七成左右的观众，与几天前能够容纳六七万人的工人体育场王菲演唱会一票难求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
然而今天，在物质与强势文化的侵袭下，我们正在漠视自己的过去，淡忘那些曾经美好的记忆……
原生态民歌面临生存危机
民间文化载负一个民族的记忆。失去了记忆，就意味着失去我们的根，失去我们脚下的土地。
然而，在我们日益享受着物质发展带来的便捷同时，却很少有人去关注中国民间文化的生存状况。现在，中国几千年来言传身授的民族民间原生态文化传统，正面临着急剧的流变和消失：每一分钟都有民间文化在消亡，多种艺术形式濒临失传。
“现代社会发展飞速，就像一列风驰电掣的火车，而原生态民歌就像放在车窗边一个一次性纸杯，窗户一开，纸杯就掉下去。而这就是目前我国原生态民歌所面临的形势。” 中国艺术研究院田青教授不无感慨。
对于我国原生态民歌的生存现状，许多专家学者都忧心忡忡。
面对“天籁之音”演出中展现的丰富多彩的原生态民歌，许多观众在接受采访时都呼吁：“民族音乐的保护已经到了非做不可的时候，而我们的歌坛更需要这样丰富多彩的民族神韵，它的丰富性带来的艺术享受是目前民族歌坛现状中最为缺少的，应该受到歌坛的关注和扶植。”
解读原生态民歌因何式微
在“第二届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上，参赛歌手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百姓，他们中有很多是农民，他们演唱的都是原生态民歌，他们的声音也基本都未经修饰。
中国具有八千年的音乐文明史，中国音乐的创造者是农民，虽然现代化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产业结构和人员组织结构，但农民仍是中国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福建师范大学音乐系蓝雪霏教授调研后认为，当前农民音乐存在四大缺失：
其一，当前，在我国乐坛几乎难以听到农民原生态的声音，乐坛正面临着不正常的“生态污染”。在城市，音乐话语权被通俗音乐、改造了的音乐所垄断。现代传媒把流行音乐作为现代化的标志，正采取全面轰炸的方式，商业街上、宿舍里、公共汽车中让你别无选择。
城里人或在城里打工的边缘人无法接收到祖先的歌声，城里人可以采取一种方式回归大自然，却没有可供选择的原生态的歌曲来净化自己的听觉、视觉，使自己过得更加安宁。
随着电视、广播的普及，风俗习惯的改变，流行音乐全方位地涌进现代人的生活，哪怕是穷乡僻壤。去村里采风，我们会发现汽车上放的是震耳欲聋的摇滚音乐，墙上挂的是歌星照片，祖祖辈辈留下的民歌成了无人继承的、奄奄一息的遗产。
其二，主流社会中没有农民的地位。优秀的民间歌手目前在主流社会中没有地位，如一些主流杂志封面很少有农民。农民歌手没有得到公平竞争的平台。在一次下乡采风时，蓝雪霏教授看到在集市里，围得水泄不通的山民在演唱着卡拉OK。
另外，民歌的著作权没有得到有效保护，民歌手的经济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护，农民歌手没有享受到社会进步带给他们的一点温暖。
其三，农民音乐难以进入音乐课堂。在音乐院校里，基本都是用普通话演唱各民族民歌，或是一些改编的假民歌充斥课堂，听不到原汁原味的农民音乐。
其四，农民子女在课堂上不能传唱自己的民族音乐。
一方面出于录取、经济困难等问题，农民子女无法进入高等音乐院校进修；另一方面，在许多地方，农民文化成为落后的代名词，许多农民子女上了学就意味着抛弃自己原本的文化，他们很少有机会在课堂上传唱自己的民族音乐。
民歌消亡为何如此之快？
生产方式的改变、语言的大面积消亡、政府的不够关注，这是专家们给出的三个主要答案。
据著名民族音乐理论家、教育家樊祖荫分析：民歌消亡的原因是很多的，其中，生产方式的改变让很多以此为题材的民歌都消失了。
“土家族有哭嫁歌，从最早产生它是一种对封建婚姻的控诉，后来成为一种风俗，成为一种不唱不行、不哭不行，你如果不会哭，人家会觉得你不会哭的人怎么能够嫁得出去。但这个风俗慢慢随着经济发展几乎没有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受其它民族的影响。“现在媒体很发达，尤其是广播电视，广播带去的音乐，包括外国的音乐等。由于没有正确的引导，中小学里音乐教育没有坚持教唱本民族的歌，教的都是流行歌曲，孩子一听，这个不错啊，比我们民族的歌好听多了。”
与此相关的还有语言。我们民族的语言消亡得相当快，据统计我们国家大概有120种语言，现在至少有60种已经消亡或处在消亡的过程之中。
樊祖荫举了个例子：“已经消亡的包括满语。前些年我们搞满语音乐调查，还有几个老头老太太会说满语，现在基本没人会说了。现在能看懂满文的是一部分锡伯族人，我们现在清宫的一些资料要他们来看，而且也都是些老头老太太。所以现在搞满族音乐特别难。没有文字的那些民族，他们的语言和音乐的保留就更加难了。”
“原生态民歌面临的一个最大危机是：产生的社会环境改变了，生产方式改变了。”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李松主任认为。
“如盖房子的时候会喊‘号子’，使劳动更有节奏，现在许多地方盖房子都是用机器，人力基本上很少；而对传统民歌最多的一种--情歌而言，在目前的社会中，歌唱得好坏并不能作为择偶的主要标准，因此，情歌的存在环境也逐渐地消失了。”
另外，现在传媒使人们的观念发生趋同，大多数人的品位更趋同于每日充斥我们耳边的流行歌曲。
再次，音乐传播方式的改变也是原生态民歌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过去，音乐传播是通过子子孙孙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而现在音乐更多地是通过大众媒介来传播，这更大地满足了人们接受最新鲜事物的愿望，同时，这也加速了原生态民歌的衰亡。”
“原生态”与“学院派”之争
金铁霖，我国著名音乐教育家，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声乐学会副会长、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学会副会长等。
长久以来，金铁霖先生的“金氏唱法”一度成为了各种电视节目、文艺晚会的“标准唱法”。他所培养的彭丽媛、宋祖英、张也、董文华、万山红、阎维文、刘斌、祖海等人也成为了民族唱法的代表人物而家喻户晓。
但近年来，随着社会各界对原生态民歌认识的提高，声乐界也出现了对“金氏唱法”的质疑，认为唱法应该来自民间，更加多样化。
王昆“一石激起千层浪”
前不久，歌手李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自己新专辑《山水情》的发布会。活动中，年逾80的老艺术家王昆直言，李琼近年来受到以金铁霖为代表的“学院派”音乐人的不公平“压制”，屡屡与奖无缘，这说明中国民歌界对歌手和作品的评审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王昆此举顿使会场陷入尴尬状态，也在音乐界引起强烈反响，有人认为王昆的“发难”捅开了乐坛鲜为圈外人知道的“原生态”与“学院派”之争。
当主持人请王昆上台时，这位年逾80的老艺术家连连称自己没有丝毫准备，不过她还是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与李琼的交往，之后王昆又话锋一转说：“我个人的看法，现在这个民族唱法在我听来，好像必须得用美声来改造，必须学美声才能唱好民族唱法，要不然就是不科学的、野蛮的、原始的。李琼是野蛮的、原始的吗？不是，你看她唱得很高的地方很清楚，她能柔下来，原始的唱法是直着嗓子喊而柔不下来的，声音不能够控制的，她的声音是可以控制的。”
最后王昆更是“打开窗户说亮话”：“金铁霖同志功劳很大，本事也很大，但是我们的理论界，我们的批评界，我们的评委不要认为‘民族唱法要用美声改造’是惟一的。”
一番讲话，在发布会现场引起强烈反响，第二天，很多媒体以《王昆“猛批”金铁霖》、《王昆“炮打”金铁霖》这样的标题将此事进行了报道，掀起一场“流派之争”。
8月3日，两位艺术家联合向人民网发表一份公开声明，表明双方立场和观点基本一致，不存在媒体所讲的矛盾，但关于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专业问题和分歧，却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解释。
据报道，金铁霖说，其实现在流传的民族声乐界所谓的“原生态”和“学院派”的分法，都是圈外人说法，在他的眼里根本没有区分，大家都是搞民族声乐的。
金铁霖还强调，他在教学中确实借鉴了西方声乐中的发声以及艺术表演中的部分，但是“所有的唱法都是唱歌的工具，不是全部。民族声乐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东西。我以后还会继续用我的方法教学，而目前出现的一些争论也都是学术上的，大的方向是明确的，是没有问题的。”
王昆则称，她在发布会上根本不是“炮轰”，“只是就我最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提一提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中国的民歌唱法需要加强理论研究，现在美术界、戏曲界都有，惟独民歌这部分的理论研究太薄弱了。民歌应该怎么唱，是不是必须要用美声唱法来改造民歌，我想应该有个机会讨论一下。”
在“第二届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上，王昆又一次提出，她反对一定要用美声唱法来改造民歌的做法，而以这样的唱法做惟一标准的话，就会排斥中国民歌的多样性特点。
众人回应民歌之争
就民歌的“原生态”与“学院派”之争，众多歌手专家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乐评人江小鱼发表观点称：“金氏唱法”不能说是败坏，但至少是误导了一个时代的口味。
江小鱼这样评价“金氏唱法”：作为世界声乐史上一个罕见的特例，一种非原生态的唱法形式垄断了一个行业长达数十年之久，业内人士长久的缄默，构成一种误读而无奈的景观。
有媒体刊登署名“宋正鹏”的文章，文章认为：“民歌是心理语言的一种直白表露，是歌者随心所欲的心声表达，这是民歌产生的初衷。
“民歌最原始的状态就是流行于民间，‘劳者自歌’，是其地域性民族语言的一种特殊产物，并不受外界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各民族有各自的悠久传统，不同的民族风貌，民歌的唱腔自然也是多种多样、各具特色，就如同咱们的‘国粹’京剧不能用黄梅戏的唱腔演唱一样，陕北的民歌也永远不能用山东民歌的唱腔演唱。
“专业评委究竟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评判民歌？笔者认为，作为一种以多元和本土为特色的艺术形式，民歌手在台上演绎的完全是代表一类民歌的表现形式，其完成质量的好坏才是要评判的焦点，而局限于一个所谓‘标准唱法’，去寻找民歌本身的‘瑕疵’，甚至排斥它。这是中国民歌的灾难。”
蒙古族的歌手腾格尔表示，现在的女歌唱家们单凭声音很难分出谁是谁，她们还是应该更加突出自己的特点。
而出身“学院派”的汤灿则认为“金氏唱法”让她受益匪浅，只有基础打得牢，个性才能有发挥的空间。
本来远离这场争论漩涡中心的李谷一女士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她觉得学院、民间两派有不同的受众群体和社会功能，在音乐上一定要百花齐放，学院、民间都不可或缺，作为学术问题，这个事情不是简单的一两句话能够说清的。
有专家认为：此次“原生态”民歌与“学院派”民歌之争谁是谁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从中看到了一批真正的艺术家独立思考的精神和真实表达的良心。而这，恐怕是长期一元发展的中国民歌界最可珍惜的东西。
其实，在艺术领域不需要存在门户之见，更不要有啥党同伐异之心，在公众中间，需要听到的声音只是与之相关的、真挚的艺术争鸣，对于唱法之争，格林卡100多年前说过：“创作音乐的是人民，作曲家只是把它编写一下罢了”，值得“家”们、“星”们以及握有相当话语权的媒体工作者好好思索。
更有专家呼吁：当下，民歌界最需要做的是众多濒临灭绝的民歌形式的抢救、挖掘和整理工作，而不是一味停留在对民歌传统形式的质疑上，纠缠在所谓“派别”之争上。
原生态民歌的未来在哪里
毋庸置疑，民歌的失传意味着我国传统精髓的遗失。
但现实是，真正地道的民歌需要由当地的歌手用当地方言来演唱，这为民歌在本地区外的推介造成障碍；加上原始民歌一般没有音乐伴奏，更没有“包装”，因此很难得到现代人的认可。
那么，在当代，原生态民歌该如何保护？它的发展道路在哪里呢？
坚守还是变通？
几乎一夜之间，大街小巷、村堂里弄到处都响起了一个略带嘶哑的男声。刀郎，这位此前从未听说过的歌手突然火了，他的专辑《2002年的第一场雪》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疯狂畅销。
对传统民歌有些了解的人可能会发现，这是将西部民歌木卡姆的旋律融入简单上口的流行因素创作而成。
刀郎唱片热销之后，一些唱片公司对“刀郎现象”十分关注，他们悟出了对民歌进行风格化再包装的道理，纷纷开始行动，深入挖掘民族音乐的时代审美内涵。在同一时期，张惠妹、王力宏等演唱流行歌曲的歌手也将创作专辑的目标瞄向民歌。
虽然有专家认为，真正地道的民歌需要由当地的歌手用当地方言来演唱，“市场化是对原生态民歌的一种破坏”。但现实是：传统的民歌用方言演唱的形式为其在本地区外的推介造成了障碍，加上原始民歌一般没有音乐伴奏，更没有“包装”，很难得到现代人的认可，更难以让大众接受。
“原生态民歌目前还远远谈不到发展的问题，抢救是第一位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田青教授认为，“首先，通过举办民歌大赛的形式来展现民族音乐。第一位是先把好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进行抢救，先给它‘输氧’，先让它活下来。然后是保护，最后才是发展。”
“民歌的发展有一个过程，都是由粗糙的(原生态)向精致化发展。但到了这个程度后，就如同物极必反的道理，它将失去其内在的动力，不能向前发展了。仔细研究中国的文化史就会发现，一个悠久的文化流传到现在的原因：一是自我寻根，就是向民间学习；二是异族文化的入侵使其被迫进行改变。”
田青强调：“现在的都市民歌都是走到一个高级阶段的民歌，这些民歌要继续发展必须寻根，这是惟一避免自己走向衰落的一个办法。”
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不允许变是不对的。山西大学王亮教授说：“在社会转型期，民歌也应做好自身的转型。”
中国音乐学院李月红教授认为：“应区分有名歌手与普通歌手的区别，同时，民歌的发展应同目前百姓关注的问题联系起来，百姓关注的是谋生问题、情感问题及歌手的地位问题，因此在民歌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的问题不能回避，过去有些人把民歌看成生命，‘头砍下来我也要唱歌’的这种情况现在几乎很难看到了。”
因此，目前传统民歌现代化、市场化的趋势似乎已势不可挡。
针对两种不同的看法，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说：“文化不变化是不可能的，传承也是为了发展，我们最终是为了发展。但是，‘种子资源’要保护好，希望不要破坏它，但也不能就此说保护它就不要发展了。”
政府应有更大作为
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前不久透露，我国正积极启动相关法律程序，力争在今年内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目前，中国古琴和昆曲已被列为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都属于音乐相关项目。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如果你想在这样的偏远地区搞一个民歌节，听众也会有，但很可能年纪大的人多于年轻人，而且反响不一定会很大。但这几年我们搞的民歌节，观众变化很大，而且你能看得出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从这点可以看出，相对于那些现代味儿比较浓的东西，我们的观众更喜欢这些民歌手用方言来演唱。这都是我们看在眼里的一种细微的变化。”“第二届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乔建中透露。
“总的说来，这两年的民歌热对于调解我们目前整个文化生态的失衡还是很有裨益的。”但乔建中也承认：现在的这种民歌节方式其实是不得已的，把全国各族的民歌手集中到一起比赛，其实已经改变了他们本身的生态了。如果各地都能自觉地意识到要保护当地的民歌遗产，那就会好很多。
乔建中认为，政府和机构在保护民歌方面应有更大作为。
“我们一个要做的是保存，也就是录音录像，一个艺人的消失就是一个博物馆的消失。中国人是最擅长整理自己民族经典的，我们有诸子百家、二十四史、甚至清朝的统治者都要编四库全书。所以这就需要我们的国家来投入大量的经费。不要改变原来的传承方式，原来你的父亲怎么教你的，你就怎么教你的孩子。要让年轻人觉得不必一定要出去打工赚钱，让他们以本民族的东西为自豪。”
“政府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著名民族音乐理论家、教育家樊祖荫也呼吁：应该通过政府成立专门的保护区投入资金来保护民歌。
“这就好像日本，国家养了一批人，而且优秀分子成为国宝，高薪养起来，他们的目的就是传承。我们国家民族音乐远远多于日本，所以这就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都来出力解决这个问题。”
有人担心，单纯保留民歌的原貌，势必导致民歌内容距离大众越来越远，这会造成大众对民歌有一种疏离感。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不存在这个问题。”樊祖荫透露：日本的邦乐、雅乐存在了几千年，到现在他们的乐团仍然在全国各地演出。这些东西已经和现在日本人的生活没什么关系了，听的时候还要解释这是什么朝代的用意是什么，但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对后来的人还是很有影响。
“艺术的产生需要生活的积累，不可能你当下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艺术就立刻跟上，旧的艺术形式对发展我们现时的文艺还是很有好处的。所以我一向认为要发展我们现在的大众文艺，一定要以我们的传统文化艺术作为根。”樊祖荫说。
历史与过去的回忆是一个民族的立足点，抛弃这些就意味着抛弃自己的民族性与立足根本。“原生态民歌的保护是文化的保护，它本身就是特殊的，我们要将‘展示、教育与保存’结合。”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强调：“这是一个政府行为。”
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自发地加入到“拯救民歌”的队伍中来，以原生态的名义为拯救民歌尽一份力，已经举办的“第二届的南北民歌擂台赛”也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
留住“民间最真实的声音”，希望“原生态”民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