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皆有父,翳我独无。人皆有母,翳我独无。白云悠悠,江水东流,小鸟归去已无巢,儿欲归去已无舟,何处觅源头?......”当音响中再次传来郎毓秀先生演唱的《天伦歌》时,这位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就在国内红极一时,与黄友葵、喻宜萱、周小燕并称中国“四大女高音”的乐坛前辈,已离我们而去了。
“我能走上音乐艺术的道路,同我父亲对我的培养和影响分不开。”郎毓秀曾说。1918年,郎毓秀生于上海。其父郎静山是中国摄影界的先驱,享誉世界的摄影大师。由于父母是包办婚姻,郎毓秀六岁那年,双亲离异,父亲独自将她养育成人。郎静山虽然在摄影上偏爱中国古画和古诗词的意境,却对西洋音乐情有独钟。在他的暗房门口放着架留声机,每当他在里面工作时,常会放唱片听。久而久之,耳濡目染的郎毓秀竟能跟着唱片中的外国歌一起唱了。对于女儿显露出的音乐天赋,郎静山喜出望外,开始有意培养她对音乐的兴趣,不但为她买来钢琴,还经常带她去观摩到访申城的世界著名音乐家的演出。一次郎静山问起自己的好友、国立音专校长萧友梅,自己的女儿能否入校接受正规的音乐训练,萧友梅的一句:“可以让她先来学着”为她打开了专业音乐学府的大门。
在国立音专,郎毓秀先后随留美归来的周淑安和苏联教授苏石林学习声乐。她的歌唱天赋,让她经过短时间的训练便在嗓音和演唱上都大有进步。初到苏石林班上,老师已给她布置诸如普契尼《波西米亚人》中的“人们叫我咪咪”、《托斯卡》中的“为艺术,为爱情”等有着相当难度的咏叹调了,而她的演唱也获得师生的一致认可。周小燕先生曾回忆:“一次我经过教室走廊,听到一位女高音的歌声从教室里传出。那是何等令人羡慕的歌声啊,高亢圆润,音域好宽,音色是金属的。我被镇住了,不由得止住脚步侧耳细听。一打听,唱歌的是比我早一年进校的女生郎毓秀,唱的是歌剧《托斯卡》的咏叹调‘为艺术,为爱情’,用的是地道的意大利美声唱法。”从此,这歌声也让两位音乐家结缘数十载。
在校期间,郎毓秀开始积极参加各种演出,还在一家美国商业电台举办的器乐和歌唱比赛中以《蝴蝶夫人》中的“晴朗的一天”摘得第二名。这时,她也开始走进录音棚。当时任职百代唱片公司的任光在听了她的演唱后,直接找到她的父亲,递上一份两年的合约。就这样,郎毓秀在“百代”录下一批唱片,这其中便包括了《天伦歌》、《怀酒高歌》等风靡全国的录音。
与此同时,郎静山决心进一步培养女儿。在朋友的帮助下,借款送她去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深造。也就是在这次出国前,因学习法语,她结识了旅法归来的萧济医生。后来当回忆起萧医生教自己的第一个法文单词时,她笑着说是“爱”。这仿佛是对方在一开始就对她做出的大胆表白。学成归国后,两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走到一起,诚挚的爱情缔结出令人羡慕的婚姻,让他们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
在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郎毓秀是个才华出众而又勤奋好学的学生。她的专业老师、著名女高音戴伊斯不仅传授给她严谨、系统的歌唱技巧和对音乐风格的正确把握,在生活上也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直到她晚年登台演唱时,仍保持着当年老师为自己梳的高高往上的发型,以此表达对老师的感念之情。在比利时的那些日子,郎毓秀异常刻苦,每天除了上课,就是练唱、练琴、做和声和乐理的作业。哪怕在周日,依旧练琴七小时。此外,每天还要抽出两小时学习法语。一学年过去了,当基本乐理课结束后,郎毓秀以优异的成绩在声乐系来自不同国家的三十七名考生中位居榜首。她的乐理、视唱练耳等科目均得了满分,这在院内是不多见的。当时音乐学院的院长、作曲家荣更很喜欢这个中国学生,将自己的许多作品赠送给她演唱。1941年夏天,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
回国后,郎毓秀在上海、天津、北京、南京、重庆等地举行了独唱音乐会。然而重回故土的她,面对祖国正在承受的深重灾难,心情却十分沉重。在此,她竟找不到一个在专业音乐团体任职的机会。她积极参加抗战义演,面对艰苦的条件毫不退缩,还从一些少数民族官兵那儿学会不少民族歌曲。几经辗转,郎毓秀被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聘为教授,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1946年,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的她决定再次跨出国门,赴美深造。她与丈夫一起,带着长女,漂洋过海来到辛辛那提师范学院音乐系。在那里,她为了拓宽自己的艺术视野,除了继续研习声乐外,还进修了作曲等专业。新中国成立前夕,一家三口返回祖国,郎毓秀担任华西大学音乐系主任,从此翻开音乐生涯的崭新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学的是西洋美声,但一心想为群众歌唱的郎毓秀将唱好中国歌视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她开始探索中国民间丰富的演唱艺术,到农村采风,广泛接触各种风格的民间歌曲,与此同时还潜心学习各地戏曲。她发现京韵大鼓的艺人吐字特别清晰,而且有韵律,于是与著名京韵大鼓艺人盖兰芳交上朋友,拜她为师,学习京韵大鼓段子,练习吐字。她还学习了苏州评弹、四川清音,又重温了年轻时学过的京剧和昆曲。这些努力,终于使她在演唱时形成自己独特的贯通中西的歌唱风格。那时的郎毓秀,一年参加一百场以上的演出并不稀奇。只要是工作需要,明亮的剧院她能唱,农村的土台子、街头、广场她也唱。在街头,在广场,听众淋着雨也要听她唱歌。通过歌声,她的心和人民紧紧贴在一起。
1956年,郎毓秀随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法国、意大利和瑞士三国,先后在巴黎、里昂、罗马、日内瓦、伯尔尼等城市举行独唱音乐会。除演唱多种风格的西方经典歌剧咏叹调、艺术歌曲外,她特别注重向国外听众介绍中国风格的作品,受到热烈的欢迎。这次出访,她在罗马拜访了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吉利,在法国见到了绘画大师毕加索。
郎毓秀常说:“我就是爱唱歌,让我唱歌就是幸福。音乐会就是我的老师,只有实践,才能提高。”有次,她不慎摔伤了腿,不能走动,但独唱音乐会却照开不误。她不能走上台,便请人扶着先在舞台上站好,再拉开帷幕。对于这样一位视歌唱为生命的艺术家,“文革”的到来,就是一场噩梦。十年动乱,虽然在生活上十分艰难,还得经历与子女们分离的思念,但真正给郎毓秀带来莫大痛苦的不是亲人离散,而是被迫禁声九年。这九年,对于正处歌唱生涯黄金期的她而言是多么宝贵啊!直到晚年,不论谈及青年时代的风云变幻、亲人分离,还是人到中年时的痛苦磨难,她都相当克制、淡定,唯有谈及“文革”中被禁唱一事,始终难以抑制委屈、辛酸和愤懑、不解,泪水霎时夺眶而出。“正是理解力最好的时候,不准我唱歌,真是……补不回来了。”老人哽咽道。她保留的自己的唱片目录和相关演出报道,在那场浩劫中也全部被抄走,同样让她无法释怀。
平反后,年过花甲的郎毓秀第一次开声便发现了自己嗓音的变化,不禁失声痛哭。那之后,除了日常的教学和行政事务,她每日大半天埋头于琴房,从音阶练到气息。眼见一本本练声曲都唱完了,加下之前正确的发声方法和扎实的基础,她的声音又找回来了。
1981年,当时已63岁的郎毓秀走遍昆明、重庆、成都、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七个在自己的人生轨迹中尤为重要的城市,举行告别舞台的独唱会。在每场音乐会中,她都不顾年事已高,坚持以娴熟的演唱技巧和深厚的艺术修养演唱了包括中国民歌、创作歌曲、地方戏曲唱段、西方艺术歌曲和外国民歌等在内的五组不同内容、不同风格的作品。对于她在北京的独唱会,喻宜萱先生曾撰文赞赏道:“她的演唱仍不失音色的优美纯净,音质的柔和饱满。她声音运用自如、上下统一,处理作品细致、深刻,表达情感发自肺腑,形之于色却并不流于造作,她的演唱仍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尤其是她擅于运用丰富的表现手段,准确地把握不同的音乐风格与形象,使作品各具特色、迥然有别,受到众口一词的称赞。
就在这次告别巡演的旅途中,从美国回来的弟弟在武汉看到独唱会海报后找到郎毓秀,为她带来了分别三十余年的父亲的音讯。那时郎静山已是九旬高龄的老人了,父女二人从海峡两岸去到美国,终于重又见到了彼此。那之后,无论是郎毓秀应邀赴美担任国际声乐比赛的评委,还是郎静山去美国探亲,只要一有机会,他们都会团聚,重温那份浓浓的亲情,直至郎静山在1995年以105岁的高寿仙逝。
早在1957年,郎毓秀已出任四川音乐学院教授兼声乐系主任,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从舞台上退下来后,她更是一心扑在教学上。她在教学中很注重因材施教。在语言和吐字方面,她对学生要求特别严格,对歌曲的感情处理也相当细腻,更注意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们总是很享受郎毓秀在教学时的示范演唱。在他们看来,听先生的示范,不仅是从音准、吐字上得到启发,更重要的是听她唱每一首不同歌曲时,对它们风格和感情的不同理解和表现。
有人说郎毓秀“不仅是艺术家,而且是语言学家”,她熟练掌握英、德、法、意等多种语言,这不仅使她能够深刻剖析和理解歌词内容,还为她从事国外音乐专著的翻译工作奠定下基础。繁忙的演唱、教学、社会事务之外,她利用业余时间,先后撰写与翻译了《卡鲁索的发声方法——嗓音的科学培育》、《伊丽莎白• 舒曼的教学》、《西洋艺术歌曲二十首》、《意大利语讲义初级本》、《歌唱学习手册》、《美声学派的原理和实践》、《首席女高音玛利亚• 卡拉斯的生平》、《英、法、德、意四国语言简易拼读》、《美声学派的理论与实践》等几十万字的书谱。即使到了晚年,她仍不顾眼花体弱,学习使用电脑。凭着外文功底和灵活的手指,很快就能熟练掌握和使用电脑打字了。那时的她,每天仍抽空翻译。常常是夜深人静时开始工作,一直到午夜才入睡。2001年,这位对音乐事业一往情深,为新中国的音乐教育奉献终生的艺术家,获得中国音协颁发的首届“金钟奖”终身成就奖。
晚年的郎毓秀,一直生活在四川音乐学院竹园那个简朴而温馨的家中。这里终日求教者络绎不绝,临南窗的一架钢琴,浸透了老人对艺术追求的心血,上面常年放满各种谱子与论文。她的九个子女或生活在四川,或定居外地与海外,各有美满的生活和事业,学习声乐的孙女也已学成归国,继承祖母的衣钵。每逢周末,儿孙们都会聚到她的身边,一家人其乐融融,共享天伦。在邻里的眼中,她也是个慈祥、谦和的长者,丝毫没有名人的架子。尽管因腿脚不便,近年来已很少出门,但每次见到邻居,都不忘向他们打招呼。有时邻居家的小狗会主动跑上二楼,找到郎毓秀家,只要听到有爪子刨门的声音,她都会让保姆放它们进去玩,还要喂吃的。
去年夏天,为推进《上海音乐学院志》的资料文献收集整理与编撰工作,上音院志办公室专程赴郎毓秀家中,拜访了这位杰出的校友。93岁的郎先生精神良好、思维敏捷,只是因中风留下的后遗症,导致行动不便。在两次采访中,面对来自母校的后辈,老人拿出几本珍藏的相册,将记忆中与早年在上海的学习生涯相关的点点滴滴娓娓道来,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第一手史料。
就在这次入院前一个月,郎毓秀先生还在指导一位研究生的学位音乐会和论文。不管是音乐会的彩排还是正式演出,她都坐着轮椅全程“督阵”,耐心指点。对她而言,“热爱音乐的人,永远不会和音乐告别。”她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诺言。如今,斯人已逝,唯有那动人的歌声永驻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