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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文化考试，没有粉丝投票，选秀进化成比赛，音乐统治音乐。这一切是可能的吗？
中国电视音乐选秀节目，经历了山寨、收视疲劳、“限娱令”、“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归根结蒂，我们不相信单纯的“音乐”和“声音”是有力量的。
2012年《中国好声音》异军突起，这是《The Voice》的中国版，二百多页的正版“宝典”总结成一句话：如何让声音成为惟一的主角。
世界上有43个声音，中国好声音是普适的声音吗？
比赛不必沦落为选秀。我们能否更狠一点：把声音背后的故事留给观众，只把声音留给评委。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体育馆，远远就可以看到《中国好声音》的巨幅海报，海报前是《中国好声音》高举麦克风做V字状标志性的拳头。
2012年7月26日下午，《中国好声音》正在这里录制导师盲选部分，观众席上座无虚席，连走道里也站满了人。整个体育馆已经被《中国好声音》节目组租用，第一季的10期节目全部在这里录制。
一位叫妞妞的黑龙江学员演唱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唱功扎实、声情并茂。一曲终了，却没有一位导师按铃，这意味着她已被淘汰。四位导师转过椅子，那英泪流满面，哽咽地解释道：“她一开口我就知道是谁了，她的声音我太熟悉了，她是我在演出时的合音。”
但那英没有拍她。“我不能拍她，观众知道了我们这层关系，一定会说三道四。但她又唱得这么好，我很后悔没有拍她。我以前只叫你妞妞，现在才知道你叫王崇……”此时，学员和那英都已经哭成了泪人。
拿到巨人的“宝典”
《中国好声音》的四位导师是刘欢、那英、杨坤和庾澄庆，导师背对学员，只听声音定取舍。节目从2012年7月13日开播后，收视率节节攀升，甚至一直“严打”选秀节目的国家广电总局，也对其做了表扬，7月18日《中国好声音》第一期播出后，国家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副司长高长力公开表态：“以前那么多纯选秀、纯音乐评论节目，为什么不火？《中国好声音》火，就是（因为）导师是顶级的，来唱歌的老百姓的声音也是顶级的，这个节目做到了关照现实和注重品质。”
高长力总结《中国好声音》大火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站在巨人肩上”。
所谓“站在巨人肩上”，是指《中国好声音》是在欧美大获成功的《The Voice》制作的大型专业音乐节目的中国版，由浙江卫视引进。
在推出《中国好声音》之前的2010年，鉴于当时选秀形式的单调和泛滥，浙江卫视做了一档名为《非同凡响》反选秀的歌唱节目，初衷是通过老师带徒弟的方式，发现并且培养一批有实力的歌手。
《非同凡响》没有采用海选方式，而是设立了门槛，参加的歌手必须由音乐院校和名人推荐，歌手必须出过一张唱片、发过一个Demo（小样）。选拔采用的是导师制，担任导师的有伍思凯这样的制作人歌手。竞赛方式是学员挨个上台演唱，三个导师亮灯选歌手，如果三盏灯都亮了，徒弟可以反过来选导师，形态和《The Voice》有不少暗合之处。
“当时还没有《The Voice》。”浙江卫视副总监杜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1年初，杜昉和同事看到了《The Voice》系列最早的《荷兰之声》。《The Voice》行销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开播了“美国之声”、“韩国之声”、“德国之声”、“英国之声”等不同的版本。模式方把各国的成功经验不断叠加积累，越发完善。
2011年4月《The Voice》美国版在NBC开播，第一天就打掉了《美国偶像》总决赛的收视率，杜昉更坚定了信心。
引进外方版权，力推正版、绝不山寨，在浙江卫视内部达成了共识。“引进了生产线，还要对方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我们学会了，做好了，可以卖出去。第三季《中国梦想秀》是我们自行研发的，会在海外卖。没看到宝典前，我都不知道该卖什么给人家。”杜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此前，星空卫视也关注到了《The Voice》，并与模式方达成了引进的合作协议。星空卫视与浙江卫视开始联手制作中国版。
按照《The Voice》的模式，中国版应该叫“中国之声”，但央广电台就叫“中国之声”。讨论最初想叫“梦想之声”、“非凡之声”，后来集思广益，加了一个“好”字——《中国好声音》。杜昉开玩笑：浙江卫视的节目大多是五个字的，《非同凡响》因为是四个字，没火起来，五个字的都火了。
中方拿到的“宝典”是一份完整的剧本大纲和产品说明书，包括前期准备、内容安排、导师选择、学员挑选，现场音响的安装和调试，灯光的色彩、明暗的调校，甚至接线的方法，都有一套成熟的方案和严谨的制作流程，编导手记等也一一罗列。
二百多页的宝典花了十多页强调“声音是节目惟一的要素”：这档节目只和声音有关，不考虑外貌；只有优秀人才中最优秀的佼佼者才能参加；最好的声音结合最好的想法，这是这档节目惟一关注的，不可能有任何让步；《The Voice》以寻找新的全国巨星为核心，寻找那个与众不同、真正一流、有能力坚持并带来独一无二的声音的人。
《The Voice》要求四位导师在个性上有差别，四位导师中要有两个一线大牌，在流行音乐领域有一席之地，其中最好有一位是女性，在美国版里的女性是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中国版选的是那英，和她搭的是刘欢。为了邀请从来不做综艺电视节目的刘欢、那英加盟，灿星文化传播公司总裁田明先后十多次飞到北京，向他们进行说明和解释，并一一敲定档期。
模式方还要求有一位是年轻人熟悉、现在还活跃在歌坛上的歌手，所以选了庾澄庆；第四位的名气比头两位要小一些，但也要为大多数人所知，音乐历程比较坎坷，与台上的学员有更大的亲切度和贴近感，音乐创作人杨坤由此被选中。
四位导师的个性鲜明：为了争夺学员，互相吐槽，互相“打压”，面对学员的情感故事，他们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让观众看到了他们性格中活泼生动的侧面。杨坤一直以“我今年要举行32场巡回演唱会，我会邀请你担任嘉宾”的承诺来拉拢学员加盟，不仅让其他导师忍俊不禁，还被观众冠以“三十二郎”的雅号。“杨坤今年的演唱会已经肯定不止32场了。”杜昉说。
“《中国好声音》的模式力量在于，导师在节目中还原为普通人，他们爱才如命，毫不谦让，出手争夺有天赋的学员，原先远离大众的歌手变成了十分亲切的角色，他们的地位越高，颠覆性就越强；学员只要被一个以上的导师选中，就由被点评的学员变身为主动选择的角色，师从一位导师已经不易，何况可以在四位知名导师中决定自己的归属。”星空卫视《中国好声音》宣传总监陆伟如是归纳。
听故事的收视习惯
参加《中国好声音》的学员，都是节目组主动出击选来的，人群锁定在音乐学院、演艺机构、唱片公司，自发报名的只是很小一部分。
《中国好声音》学员的淘汰率不低。浙江卫视节目中心副主任陈伟举例，最初的招募由四个导演组分赴各地，总共找了50个左右的候选名单，到了制片人这里，已经砍去一半，去录音棚试音后，只剩下10个人，试音完毕，导演和音乐总监和学员商量定曲目，和乐队合练，磨合、培训、改编曲目。
学员通过试音后，就留在节目组直到登台。如果被导师选中，还要再来。能上台的只有5个人，这5人中只有3人被导师选中，落选的两人中，有一人没有剪进播出版中。“有些观众说这节目的命中率也太高了，只要是个人，导师就转椅子。其实是我们把没有命中的都剪了。”浙江卫视节目中心副主任陈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被淘汰的，不是没有被导师选上，就是唱得不好，或者故事并不能打动人。但导师选中的一定会播出。
由于节目对导师挑选学员有名额限制，国外版本是12个，中国版每个导师放宽到14个，如果导师的名额过早用完了，就只能看别人选了——学员不能都被挑中。
在录制前三期节目时，学员的水准让导师们十分兴奋，频频按铃转动椅子。在现场的模式方很快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每个国家制作第一季的时候，都会出现导师过早转动椅子的情况，这样名额很快就会用完。专家提醒导师们不着急，后面还有很多好的学员。后面几场，那英都不敢拍了，只要她一按铃，学员多半会选她，她的纠结也成为看点。最终盲选部分将有56个学员过关入围。
《中国好声音》考虑到中国观众除了听歌唱，还喜欢听故事的收视习惯，增加了更多对声音背后故事的挖掘。这是与原版有所不同的本土化改动。
陆伟说：一个学员的满分是5分，声音3分，情感故事2分，让学员讲述故事并不影响导师的抉择，因为只有等导师选择完毕之后，才有机会了解背后的故事；但观众会记住这个学员，好的声音应该被人记住，人也应该被观众记住。这一调整得到了模式方的认同。
《The Voice》欧美版较多与音乐有关的部分，中国版更多家庭和情感的渲染，拍手叫好者有之，斥之为煽情者也有之。
90分钟一期的《中国好声音》，十组左右的学员，每人平均七八分钟，唱歌、和导师互动需要五六分钟，讲故事只剩下两三分钟。“这两三分钟，你是愿意听他最精彩的人生故事，还是愿意听一段简历？更何况他的人生经历中最精彩的故事往往是与他对音乐的追求息息相关的。”杜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何去讲好这个故事，是《中国好声音》做本土化研究最细的方面。”
节目组前期要去学员的家里拍摄，从中选取最能打动人的情感故事。杜昉强调：“好声音是必须要把住的标准。”故事再好，唱得不好，第一关就过不去。
在每期节目制作之前，编导都会有最初的构想，但是随着节目的录制，预期和结果之间变化很大。原先安排的亮点可能过于中规中矩，只能先放在一边，而未曾料到的惊喜却时有发生，那英冲上台去，脱了鞋与学员合唱，就是一例。
编导对亮点会有预估，但不会去控制。陈伟说，学员身上会有一个点，但他们不敢去触碰，也不会向导师暗示，不然就是造假；也就是说，导师并不知道学员身上的故事，学员在台上能不能说出来也是未知数。
成都学员徐海星的情感故事来自一次普通的提问。徐海星一曲唱罢，三位导师转过了椅子。杨坤问，你父亲今天没来吗？徐海星回答：我觉得爸爸也来了。导师们对家人的追问，带出了她父亲三个月前生病去世的故事。而爸爸的遗愿是“在这个舞台上唱给刘欢老师听”。刘欢潸然泪下，这个故事也在瞬间击中了观众的泪点。徐海星顺理成章地选择加入刘欢的队伍，成为刘欢的第一位学员。
《中国好声音》第一期和第二期节目播出后，很多观众毛遂自荐，其中不乏好声音，有些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音乐节目和活动。无奈在7月27日，这一季学员的选拔已经全部结束。《中国好声音》总导演金磊说：如果再多两个月，会找到更多的好声音，有意参加的学员，只能明年请早了。
《The Voice》美国版是四场盲选，中国版根据中国观众的收视习惯改为六场，最终优化的方案是：6场盲选，2场导师抉择，1场导师对战，1场年度盛典。
模式方提供的宝典并不涉及商业运作，《中国好声音》参考了英国版的成功经验：英国版在苹果专卖店提供参赛歌手歌曲的数字音乐下载，每首歌曲0.99-2.99英镑不等，并且收回了成本。《中国好声音》和中国移动合作，推出了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提供学员演唱歌曲彩铃下载的业务，同时也让学员接受市场的检验。为此，《中国好声音》买下了所有参赛学员演唱歌曲的使用版权，耗资不菲。
《中国好声音》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周密的计划，将为导师选中的优秀学员制作专辑，国内外演唱会巡演的计划也都已经排上了日程。
电视大片时代
《中国好声音》吸收整合了各国《The Voice》版本的长处，舞美设计综合了英、美两个版本的所长，地台是英国版的，背景是美国版的。
在《中国好声音》中，导师盲选转椅子按铃、学员讲故事等环节都全部照搬《The Voice》的模板，连高举麦克风做V字状的拳头也出自原版造型。演出场地的材质、舞台尺寸严格按照模式方提供的图纸和数据，在国内制作完成。
惟一例外的是导师坐的红色高背椅，包括按的灯在内的操控设备，由于来不及制作，只能直接从英国进口。在安装这四把椅子时，模式方的专家还在现场指导。
模式方不仅带来了“模式”，还带来了“细节”。演播现场是三面环绕的舞台，背景是黑色的，模式方要求场内所有的工作人员必须穿上黑色的衣服。受此启发，中方要求所有摄像机的三脚架全部用黑布包裹起来，保证画面的干净，以免器材的反光干扰了观众的视觉。
陈伟用了“史无前例”来强调《中国好声音》的音响配置：音响系统的配置和乐队的规模都超过原版，光是一套音响就花了两千万左右，比电视台做一场跨年演唱会的经费还要多；现场有三张调音台调音，请来的也是国内顶级的调音团队，奥运会开闭幕式的音响总监金少刚负责现场扩声和台上学员与乐队反听的两张调音台，给节目录音的是为王菲录音的录音师李军，音响工程为学员的现场演唱加了不少分……“观众质疑台上的学员唱得比别的节目好，是不是假唱？这正是我们成功的地方。”陈伟说。
节目组棚录三天，可剪出两期可供播出的节目。模式方规定，录制现场必须有27个机位，把每个镜头都录下来，保证所有细节和稍纵即逝的情绪爆发点不会被错过。四个导师在台上的时候，四台摄像机捕捉他们的面部表情，等他们转过椅子之后，另外一边还有四台摄像机等着他们；同时还有两台摄像机以流动的方式抓取他们生动的表情和肢体动作。每位学员上台的过程，必须有一台摄像机跟拍。
一期80分钟的节目背后至少有1000分钟的素材。
节目以什么样顺序来播，谁先谁后，谁打头，谁结尾，都颇费思量，不能全是四个导师都转椅子的。播出版完全打乱了现场录制的顺序，节目组办公室的墙上贴满了小纸条，编导会像打牌和搭积木一样不断地组合拼贴，一档节目至少修改十次以上。
每期《中国好声音》从制作到播出，只有一周剪辑时间，而在国外剪同样一辑，需要半个月，模式方惊讶于中国电视人的制作速度之快。
除了电视人加班加点已成习惯之外，电视台的高投入和激烈的竞争氛围也是答案之一。《中国好声音》有三百多个现场工作人员，加上音响、乐队将近500人，外景六个导演组，其中四个管正片，另外两个分别管花絮和推广节目，人数比一个电视台的节目中心都多。《中国梦想秀》、《中国好声音》都是拼尽一个频道的力量去做一个节目，而且只做一季。
“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竞争，已经到了大片竞争的时代。”浙江卫视总监夏陈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希望《中国好声音》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励志大片。”
陈伟表示：在这样的一种竞争态势下，通过小成本制作去搏，路很窄，偶然性也很强。如果还是做五年前《我爱记歌词》这样轻巧的节目，在今天已经没有那么容易成功了。
杜昉说了一个故事：撒切尔夫人的幕僚有一天焦急地说，不好了，中国的电视机卖到我们的商场里来了。撒切尔夫人回答：什么时候中国的电视节目在我们的电视台播，你再来告诉我，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的梦想，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输出中国人能够影响世界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音乐界目前面临胶着、断层、萎靡不振、心灰意冷的状况，我们正在做的是联手一线的流行音乐人振兴中国流行音乐，为音乐新人保驾护航，我看成是一场运动，这与《The Voice》英美版不太一样，也是他们不需要的。”金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