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妙龄女子，嫁给一位来自法国的田野录音师，居住于他们结缘的浪漫之地，继续他们认可的曼妙之事。具体地说，就是在云南大理住了下来，男人继续做着田野录音，女人持家育儿，推广其夫君的录音制品，闲暇时读书画画，宛若男耕女织，过着虽不宽裕却很自足的日子。
这位法国录音师并不孤独，他自己申请得到象征性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而且做田野录音的，很奇怪，法国人居多。因此多数民歌录音，很多以法语发行。较早一些时候，田野录音往往以一些音乐风格非常显著的地方如巴西、古巴、罗马尼亚或者如非洲、斯拉夫、斯堪的纳维亚、巴尔干、安第斯山、斯拉夫、加勒比海等较为广泛的地域为目，或者如吉普赛、凯尔特、弗拉门哥等影响较大的门类为纲，后来常见的还是以国家为主，如墨西哥、俄罗斯、希腊、以色列、印度、阿根廷、意大利、保加利亚、乌克兰、伊拉克等等。逐渐，更小的地理单元如巴斯克、魁北克、茨冈、布列塔尼、科斯嘉等等也出现了。许多非洲国家，国际新闻中都很少听到的那些非洲国家，却因其民谣录音的出版，似乎因此在世界文化的版图上，点着了一盏燃烧树脂的灯。
前赴后继的前辈田野录音师们的工作看来是卓有成效的，后来者的足迹不得不踏进更深的山，踏进更容易被忽略的村落或族群，面对更难找到翻译的方言。这位中国女婿，主要就在老挝、缅甸、越南或中国西南山区族群、村落的深山老林里录制那些随时灭失的音乐。对于这些音乐而言，录音师的来临往往意味着生命乃至永恒的机遇。它们可能都是濒危的，随时都可能绝版，随时都可能因为某个老人的死亡而绝迹。村中善歌的老人，就是本族群的音乐史，或者乐神的化身。乐神死去，神一般的音乐就消失了；流行歌曲随着电视或者网络走了进来。
前些年，我陆续收集了超过二百盘世界各地民歌的录音，而听过的数量要更多一些。不必讳言，这些音乐当中，相当一部分是缺少可听性的。这些缺少可听性的音乐，更多时候只能将它们当成研究对象一般来聆听，并不容易从这些音乐中获得愉悦，因为这些音乐带来的听觉经验跟日常的经验有着非常大的出入。这种经验上的差异，往往可能令一支在演唱者看来是轻松暧昧的情歌，在聆听者那里却是艰深的和晦涩的。
田野录音遇到的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就是方言难题，行走的范围决定着他们必须面对层出不穷的方言。因此，除了少数有官方背景的或者大团队的协作，准备较为充分的录音以外，大多数录音都只有录音而缺少唱词记录，这多少影响这些民歌的研究价值和推广的便利。幸好，音乐本身的魅力，很大程度上还是能决定它们的存在价值。因此，我也得以在即使没有明白他们在唱些什么的情况下，也渐渐形成自己的一些感悟，于是几年前写过一些关于民谣的文字，发出“先有歌唱，然后有思想”这样的感慨，若隐若现地，在这些真诚的咏叹中，体悟到种种不同的人文意蕴。
田野录音师还在偏僻的山区行走，昂贵而袖珍录音设备还在不停地工作，似乎要抢在全球化轰然而降之前，把那些比设备更珍贵的民谣，可能今天录音明天就灭绝的民谣，也许已经传唱了几百年，或者上千年，或者其实只有几十年的歌谣，一首都不能少地记录下来，构建一个丰富得可以迷失任何一个个体的歌声的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