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赫伯特·冯·卡拉扬在台上指挥时愿意把眼睛睁开，我敢打赌，他将得到比现在更多的爱戴。但那样就不是他了。
流传至今的丰富的录影资料帮助我们直观地了解那些已故指挥大师的个性和风采。卡尔·伯姆总是面无表情，像老学究一样忠实展现乐谱所表达的一切；朱里尼儒雅的风度令人着迷；伯恩斯坦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化特征，他用神态告诉听众这里需要激动那里应该陶醉；晚年的切利比达克会忍不住在乐曲行进至高潮时发出吼声，一如钢琴怪杰格伦·古尔德标志性的哼哼唧唧……
卡拉扬和所有人不同。他闭目指挥，只通过手势和身姿的变化来下达指令。对于绝大多数指挥家来说非常重要的与乐团成员之间的眼神交流在卡拉扬这里不再是必须的。他让自己凌驾于每一个对象之上，乐手，听众，甚至包括他正在演奏的乐谱背后的作曲家。他是“卡拉扬式”美学标准的唯一制定者和最终解释者，任何可能违背这一标准的因素——无论是否有其合理性，早在排练的时候就被卡拉扬亲手铲除了。
对柏林爱乐乐团长达三十年的统御史不管怎么说都是世界乐坛最可观的成就之一，卡拉扬以决不动摇的雄心和舍我其谁的气概将柏林爱乐打造成一艘名副其实的超级航母，作为舰长的他，既掌握每一次航行路线，也负责查验舰身上的每一颗螺母。没有任何与乐团有关的事务能够脱离他的控制，哪怕是音乐厅的灯光或是歌剧演员的服装颜色。在有一年的复活节音乐会筹备期间，节日剧院的一位官员因受不了卡拉扬对所有演出细节的干涉而私下讥讽道：“他怎么没连售票和引座的活儿都包了呢？”
卡拉扬生于1908年4月5日，正宗白羊座。他一贯追求卓越，但难以海纳百川。鉴于他时时刻刻散射出的完美主义光辉，我怀疑他的上升星座极有可能是处女座。专断加上挑剔，而且又是领导，这样的人真的有点难搞。柏林爱乐的乐手在各自的器乐领域也都是顶儿尖儿的人物，长期接受独裁式管理，难免心存怨念。1982年，围绕是否录用单簧管演奏家萨宾·梅耶的问题（这位大眼睛的姑娘深受卡拉扬的青睐），很多乐团成员与卡拉扬发生了公开冲突。说到底，倒不是关于梅耶究竟够不够格，而是乐手们纷纷认为卡拉扬正在变本加厉地破坏乐团的民主传统。可以料见卡拉扬是多么恼羞成怒，我想，当时如果有一把枪和足够多的子弹，他一定会杀死他们，一个个地。
然而，除了自由的空气，毕竟是这个令人又爱又恨的家伙带来了一切——乐团如日中天的地位，乐手富足的收入以及演奏水准的日益精进。这足以解释为什么也并非所有的团员都会跟卡拉扬闹情绪。在柏林乃至维也纳、萨尔茨堡，不少音乐家感激卡拉扬的指导和栽培，在其逝世多年之后仍保持着由衷的崇敬。曾师从伯恩斯坦和卡拉扬的小泽征尔就作过这样的比较：“伦尼（伯恩斯坦的昵称）说说这儿指指那儿，而卡拉扬则是位真正的老师。”
对功名和权力的极端渴望塑造了卡拉扬大部分的人生，他热情拥抱各种新的音像技术并动用其至高无上的号召力主宰唱片公司，以使自己的每一次登台都能流芳百世。作为史上录音最多的指挥家，卡拉扬一生共留下900套唱片，其中包括惊人的4套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和4套勃拉姆斯交响曲全集以及绝大多数重要作曲家的乐队作品。到1989年去世时，这些录音为卡拉扬积累了2亿英镑的遗产，而直至今日，丰厚的唱片版税仍源源不断地流入他第三任妻子艾莉特的账户。
至于这汗牛充栋的录音版本是否都具有不可遗漏的艺术价值，那就见仁见智了。拿乐评界有名的“毒舌”、英国人莱布雷希特的话来说，“卡拉扬有种趋同的音乐倾向，压抑不同的音乐个性，使他们全部屈从于他的线性美。听多了卡拉扬就好像一个月天天吃麦当劳，有一种膨胀的味觉麻木的体验。”在相对资深的乐迷群体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人认为卡拉扬的地位是被夸大了，他的创造力平平，缺乏对音乐思想的洞见，因而把所有东西都搞成了千篇一律。
偏见常会导致深深的误解，所以在评断音乐家的问题上我一贯不喜欢站队。在我看来，卡拉扬的确过于侧重音乐外部性的建构和装修，在一些富含内省元素和超然特征的作品面前显得力不从心。但是，从坚持艺术信念和风格的角度而言卡拉扬又是极具说服力的，他从不偏离目标，也从不怀疑自己的趣味，他的音乐，是建基于严肃构思和周密计划的精确而鲜有瑕疵的产物。
他的贝多芬无疑是上乘的，他的勃拉姆斯可算称职，他的布鲁克纳虽然存在争议但也至少不应该忽视，他的西贝柳斯曾得到作曲家本人极高的礼遇。假使这些都还不能说明问题，那么不妨再去认真对待一下他的瓦格纳、理查·施特劳斯以及马勒。卡拉扬对于英雄气质的作品——不管音乐主题是以凯旋告终还是以悲剧收场——仿佛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这一点在他指挥的理查·施特劳斯的《英雄的生涯》、马勒的第五、第六和第九交响曲中表现得犹为显著。
“指挥皇帝”的尊号使卡拉扬的影响力不仅煊赫于身前，也必将延及往后的世代。他的录音现在仍然被反复地整理和重新出版，成为萧条背景下唱片公司的续命丹。同样，“反卡拉扬主义”也不断吸引着新的追随者，将他视为哗众取宠的小丑，目中无人的独夫。
也许，关于卡拉扬的一切，还没到盖棺论定的时候。